在新西兰文学史上，弗兰克·萨吉森(1903一1982)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在我们中国读者之中，萨吉森似乎还鲜为人知，而他在英语国家里却早已闻名遐迩。他是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是新西兰文学由殖民文学转向民族文学的轴心人物。他的创作立足于自己的祖国新西兰，以本国同胞为其读者对象，用新西兰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进行创作，他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新西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萨吉森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新西兰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立足生存，因为无论是好是歹，我命中注定属于这块土地。”

    萨吉森的早期生活值得一提，这不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新西兰作家的成长，以及一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的文学创作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艰辛。1903年3月20日萨吉森出生于新西兰北岛的汉密尔顿市，在那儿长大，后来在奥克兰完成学业。刚满二十岁，他就找到了助理律师的职务，但是他从未办过案子。他没有按照父亲为他设计的路线走下去，他并不满足于在新西兰的美好前程。他当时认为，那种古板而毫无生气的安闲生活对他而言，实际上就是精神死亡。那些年他仿徨苦闷，思索人生，苦苦求索答案。他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可是不久就脱离了。192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前往宗主国英国“寻根”。但当他到达英国后，发现欧洲的现实与新西兰人印象中的“样板社会”截然不同，自己同这里的社会环境也格格不入，第二年他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新西兰。他回国后不久，新西兰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为了维持生计，萨吉森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他当过农场帮工、菜农、送奶员、餐厅助手、杂工等。正是由于早期这些经历，萨吉森才有机会深入新西兰各个社会阶层，了解人民大众，观察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语言。1933年，他在奥克兰附近的塔卡普拉镇定居，并从此全力投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萨吉森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他写的全是短篇小说。这个期间的小说基本上取材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体验。小说背景是他熟悉的小城、农场，小说人物往往如同年轻时的萨吉森一样，是个单身工。他们所从事的也是作者本人曾经干过的职业，思考的也是作者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小说的主题反映的是经济萧条、战争、贫穷、虚伪的宗教、爱情与婚姻、死亡等。从40年代末至70年代，萨吉森主要创作的是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展现的视野更为广阔，对人们所思索的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作者的创作技巧也更为完美。它们反映了新一代新西兰人在心理上、认识上的成长过程，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虚假道德观导致的人性的泯灭，赞颂了新一代的奋斗精神和对清教主义义无反顾的叛逆精神。

    一般说来，萨吉森的短篇小说很少有超过两千字的。最长的当推《伟大的一天》、(好心人》、《少校的女儿》等，不过它们也仅在三千字左右;而最短的，如《一块黄皂》、《乔史学者》等只有几百字。这说明他是个语言高手，他对自己笔下的每句话、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作出了高度概括。他从不利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或者出人意料的故事收尾去吸引读者，他信奉的原则就是简洁明了。萨吉森的所有早期短篇小说，都是在努力刻画一个“新西兰人”的形象。虽然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了不同姓名的人物，但他们的入世态度、社会境遇、文化教养、家庭背景甚至年龄都十分相似。他们经常流浪于街头，栖身在马棚或车库里。那是一个孤独的世界。他们之所以孤独，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邻居，而是因为没有“一根线”去把他们与整个社会相联，人与人之间是那么的疏远，缺乏共同的目标，缺乏公认的生活价值标准。小说人物都是贫穷失意的无辜者，站在富有而伪善的社会上层的对立面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新西兰人，与传统的英国小说人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点也不像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他们总是被社会踩在脚下，个个具有反叛性格。

    (一块黄皂)发表于1940年，故事简单，就像一幅素描。但是它留给读者的思索空间是巨大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个送奶工，每周都要为公司向订奶户收款，但他从未从一个洗衣妇那儿收到过一个小钱。洗衣妇总是站在门口，“眼睛像两块石头”，泡得又白又胀的大手总是捏着一块黄色的肥皂，既不躲避，也不央求，一言不发地站在阶梯上。送奶人要是与她争吵的话，她就会把黄皂捏得更紧。在这篇四百多字的小说里，这块肥皂实际上象征着那个年代新西兰人民的艰苦生活。面对这个麻木的贫苦妇人，送奶人怎能忍心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据理力争，进行索讨呢!叙述者在小说结束时尖锐地谴责了人间的不公:“她现在已经死了。如果她能上天堂，我不真不知她是否带着那块黄皂。我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相信天堂或上帝，但如果上帝是个有情感的人，我相信当他看到那块黄皂时，也会感到羞耻的。”

    《乐善施好者》是萨吉森早期短篇小说中一篇十分有趣的探讨人们道德行为的小说，语言简洁优美。叙述者的朋友琼斯，虽然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他讲到几天前一个晚上他路过垃圾堆旁时，看到一个穿粗麻布的男人躺在地上呕吐不已。令琼斯后来一直难受的是，他当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那人身边转了好几圈后继续走他的路。琼斯与叙述者之间的对话构成了整个故事。但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刻画了琼斯内疚不安的心理与叙述者“我”的麻木不仁，这种对照深化了主题思想。当读者阅读到他们的对话时，也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参与他们的讨论，表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叙述者一再说:“这种事太多了，忘掉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潜在的讽刺，它揭示了一个道德观问题:人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好自己的动机与行为、理智与本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在(一个好男孩》里，一个从不想做好孩子的男孩正在撰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想让他的小妹长大以后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他后来杀死了一直与他热恋的女友。故事中多次出现了父母和社会惯常使用的“好”这个词。萨吉森在这里不仅仅向人们展示了青少年犯罪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正确”与“错误”这个概念的不同解释。这个故事是对人们陈旧的、惯常的那种道德行为的极大讽刺。作者不仅仅嘲笑了孩子父母所谓“做个好人”的那些陈词滥调，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迷茫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好心肠的人》是萨吉森于1941年首次在澳大利亚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这里，萨吉森把原先自己那些社会寓言类的小小说提升至内容更加复杂、意义更加隽永的艺术境界。作者运用高超的技巧和幽默的语言使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描述和视角相互交织，结构显得十分完整，读完令人深思。读者可能会对小说的主人公大卫·威廉这个靠种植蕃茄为生的农民的看法显得十分复杂。故事是通过一个为他干活的小男孩之嘴以及后来他长大成人后的回忆，对这个雇主的动机和行为带着半懂不懂的解释去展开的。这篇小说也是采用第一人称去叙述的。叙述者“我”是威廉新雇的唯一帮工。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父亲就安排“我”去给一个连他们都看不起的“怪人”做帮工。故事中出现了三个人物:威廉在思想观点上并不随波逐流，以他自己的准则独树一帜;在生活上，他不甘当金钱奴隶，于是便辞职种菜，自立谋生。他的言行与“正统”相悖，代表了叙述者所追求的一种生活目标。“我”的父亲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但却具有中上层阶级的一切特点，是个来自旧大陆、落后于时代的“英国绅士”。他性格偏执，对新思想惶惶不安。而站在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是“我”—萨吉森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青年，“我”贪婪地吸取那些“截然不同但又很不理解”的新内容，与父亲开始公开对立。在殖民地后期的新西兰的典型社会环境下，这些人都具有代表意义。小说通过对红彤彤的太阳、充沛的雨水、肥沃的土地以及由此带给他们那堆积如山的蕃茄的描述，使之表面上成为对带来丰收的大地和人们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的颂歌。但是，由于产量太多，价格因此大跌，甚至卖不出去。蕃茄长得又肥又大，成熟了还没人去收割。“我”建议威廉把大半蕃茄埋在土坑里，而大卫却不听，他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蕃茄堆在门边，就像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字塔墓碑。当大风暴把这座金字塔吹倒后，“我”与威廉就不顾一切地去拯救它，大风过后又是一座金字塔。我们可以把这座金字塔看成是劳动者的英雄丰碑的象征，他们用心血灌溉出了这堆丰硕的果实，毫无疑问，这上面闪烁着他们勤劳与智慧的光泽;但从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