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作为哲学的伦理学是一门书斋里的学问。然而，生命伦理学的崛起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一看法有失偏颇。随着生命科学和医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生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日益至深，以研究其伦理问题为己任的生命伦理学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在当代美国和不少其它国家，它不仅是一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 )，而且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它不只是医院诊所的“技术活”，其论题关乎千家万户。它不只是象牙塔内的学术嗜好，更涉及国计民生的深层问题。聂精保博士曾反复强调:“生命伦理学不仅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 )，一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更是一个公共语域，一场社会文化运动一句话，它是学术，是生活，是文化。

    作为学术的生命伦理学，我们并不陌生。2002年7月8日一10日在新西兰南岛公园式的大学城达尼丁(Dunedin)举行的第二届新西兰生命伦理学会议，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化运动的生命伦理学。新西兰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此次会议的议题、会议代表人员结构无不显示了这一点。

    此次会议由新西兰卫生研究委员会与奥塔古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共同举办。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的90多名代表。我国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李伦副教授、颜青山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陈蓉霞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代表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如新西兰卫生部、环境部、科学技术研究部、卫生研究委员会等;有来自教学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有来自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值得一提的是，有30多名代表来自新西兰各地区伦理委员会。

    新西兰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广为人知的“Cartwright Inquiry" (1987一1988)直接相关，该调查加上妇女权利运动、病人权利运动和消费者权利运动等社会文化运动的影响，导致了生命伦理学在新西兰的迅速发展。众多媒体对这一调查的全面报道以及调查后数百页的报告增强了公众对卫生保健与生命科学道德问题的意识和敏感性，吸引了哲学家、神学家、律师、医疗工作者、科学家，甚至门外汉的积极参与。奥塔古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主任Donald Evans教授在大会欢迎词中指出:“如果没有Cartwright关于国家妇女医院子宫颈癌的治疗及其相关事件的调查报告，就没有生命伦理学中心，没有全国生命伦理学会议，没有地方性伦理委员会。”为此，大会特别邀请德高望重的现任新西兰总督 Darrze Silvia Cartwright作了题为“回顾Cartwright  Inquiry”的大会重点主题发言。Cartwrigh t当时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区法官。她的发言介绍了“Cartwright Inquiry”的动因、历史背景、经过和后果，使与会代表如身临其境，强烈地感受到其他社会文化运动对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作为“草根式”的社会文化运动的生命伦理学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唐凯麟教授应邀做了题为“优生的伦理维度: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的大会重点主题发言。唐凯麟教授结合我国优生优育的实践，以一位中国伦理学者应有的立场，对优生中的有关伦理问题包括自由和责任、目的和手段、价值冲突和道德调整作了深入探讨。他界定了我国使用“优生”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素质低的国家实行优生优育的伦理理由，并为优生的研究和开展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建议。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新西兰国家媒体的关注，加深了与会代表对中国优生优育政策和实践的了解。

    大会主题发言还有:新西兰前总督的“导向一个生命伦理委员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精神病系Szdney Bloch教授的“遗传学与精神病研究”和“医学能够行业自律吗?”以及墨尔本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学中心、卫生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Lynn Gillan，博士的“治疗J隆克隆:伦理问题能够避开吗?”和“产前筛选的忧虑”等。颜青山副教授作了题为“作为资源的人体:伦理问题与伦理策略”的人选论文发言。发言阐述“作为资源的人了,.三层含义，分析义务论传统和功利主义传统对于“为人体的资源”这一概念的看法，揭示“作为人的犬’和“作为资源的人”的矛盾，同时提出了一种伦理策略，“优先个人权利，引人主权，尊重知识产权，反对霸权”。       大会还组织了专题讨论班Lynn Gillam主持的“伦理学与遗传学”;Sidey Bloch主持的“在有瑕疵的卫生保健体制中工作:一种伦理挑战”;Guzrlotte Paul主持的“流行病学伦理学”;Jan Crosthzeeite和NicolaPeart主持的“临床和研究中的小孩”;Andreze. Moore主持的“强化保健研究伦理学”;以及‘Tram   Uillett主持的“临床实践问题与伦理学”等。不难发现，无论大会主题发言，还是人选论文发言和专题讨论班，选题都从“草根”出发，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生活和最新生命科学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大会期间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地区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相互交流相当充分，会议代表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体现了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新西兰生命伦理学的成功。

    公正的说，在仅有三百多万人的新西兰，生命伦理学运动起步不算太早。事实上，早在60年代英美国家就兴起了生命伦理学运动。然而，新西兰生命伦理学运动发展较快，效果显著。现在每个地区都设有地区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学语言进人了平常百姓的日常语言，病人权利的规定与切实保障居世界领先地位。生命伦理学的教学也十分发达，不仅相当前卫，而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奥塔古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目前有来自包括北美和欧洲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二十多名)，甚至在一些中学也开设了生命伦理学课程。所有这些对发展我国的生命伦理学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和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深人，我国医疗道德、医患关系、生命价值、新技术伦理问题和卫生资源分配等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医院、医生和生命伦理学者的事，也不只是政府和老百姓的事。生命伦理学不再只是调整医患关系，它已扩展到重新审视生死观、探讨生命价值、维护卫生资源分配公正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聂精保博士在湖南师范大学第一届国际生命伦理学讲习班的系列讲座中所呼吁的，我国的生命伦理学不仅需要建设作为一门学科的生命伦理学，更需要发展一个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命伦理学，需要一场“草根式”的生命伦理学运动，需要诉诸全社会的努力和伦理智慧。尽管我们也曾有过自发的“草根式”运动(如汉中安乐死引发的大讨论等)，但如何将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推向前进，使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加关注老百姓，更加关注生命本身，使生命伦理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鱼待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